司马光生命中最后18个月的悲剧性

　　统治集团的分裂、党争与政治清洗构成了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的源头可以上溯至王安石-神宗对于“异见”“流俗”的排斥打击。然而，当神宗驾崩之初，仍然存在着新旧兼用共改熙丰法度，避免进一步分裂、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这种对于政治和解的追求，宋人称之为“调停”。

　　“跳出历史书写的塑造，去寻找北宋晚期政治的实际逻辑”是一件困难但必须努力的事情。开封陷落，宋室迁播，痛定思痛，宋高宗有云“天下之乱生于安石”，明确宣判了“调停”在政治上的不正确。

　　因此，南宋人往往责备元祐君子除恶不尽，比如朱熹说：“后来吕微仲(大防)、范尧夫(纯仁)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调停”被视为导致了亡国惨剧的重大失误。在这种认识支配下，李焘才会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为司马光辩护说：“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力图把“元祐纯臣”司马光与“调停”切割开来的，还有黄震，震云：“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其实，不止是范纯仁、吕大防主张“调停”，司马光同样也是主张新旧并用，力求和解。这一点，朱熹看得很明白：

　　看温公那时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魁，却于其死，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来，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当显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若更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没理会，怕道要做朋党，那边用几人，这边用几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下梢还要如何?

　　朱熹批评司马光对王安石身后哀荣的处理过于宽大，又批评他用人没有严格区分是非邪正，“那边”“这边”的人都用。其实，这正是司马光追求和解的表现。朱熹还曾严厉驳斥以“调停”为“持平之论”的观点，说：

　　明道(程颢)当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诸公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共事，令变熙、丰之法。或他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他正是要使术，然亦拙谋。……你欲以此术制他，不知他之术更高你在。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卒至帘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吃剑得。”便至如此，无可平之理，尽是拙谋。

　　朱熹的观点无疑带有强烈的南宋时代偏见，然而他对“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的观察，却是敏锐的。

　　和解最终并未实现，宋朝政治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分裂。和解破灭，原因何在?司马光难辞其咎。他于元丰八年五月底出任门下侍郎，次年闰二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登上了人臣权力的巅峰：“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

　　然而，结果却不如人意。从表面上看，“似乎司马光走上了王安石的老路：执拗、听不进不同意见”，关于司马光生命最后阶段的政治形象，常常被人引用的，是苏轼的当面抗议。苏轼反对司马光全盘恢复差役法，“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苏轼曰：“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

　　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登上相位的司马光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有破坏而无建设，最终“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对司马光的保守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欣赏的冀小斌无比遗憾地感叹道：“几乎终其一生，司马光保持着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只是在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中，他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立场，未经审慎考虑就推翻了几乎全部新法。”冀小斌的感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冀小斌：《政治与北宋的保守主义：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与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18个月的执政给宋朝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保守主义黯然退场，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政治中宽容异见的传统遭到进一步破坏，嘉祐成为遥远的绝响，皇帝—宰相的专制继续加强，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分裂加剧，党同伐异的政治气氛持续酝酿，直至哲宗亲政之后，出现了明目张胆的政治清洗，而司马光，则因其最后18个月的政治行为，要对此负起主要责任。那么，最后18个月的司马光真的背离了此前一以贯之的司马光吗?司马光能否承担起使和解破灭的主要责任?司马光与和解破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孤独的领袖：司马光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品格

　　按照苏轼的描述，司马光是在“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的强烈呼声下，顶着“反对派领袖”的光环重返政坛的，然而，若以政治派别领袖的标准衡量，司马光的很多做法都令人费解。

　　第一，他与同为新晋宰执的吕公著、范纯仁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五月下旬回京，吕公著六月回，“自公著到京”，司马光与之“止于都堂众中一见，自后未尝私见及有简帖往来”。七月，吕公著升任尚书左丞，与司马光共事。元祐元年(1086)正月二十一日司马光病告，遗书吕公著，末云：“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

　　忧国之深，寄望之殷，令人动容。然而读者在感动之余，却往往忽略了这封信的开头所透露的信息：“自晦叔(吕公著字)入都，及得共事，每与僚寀行坐不相离，未尝得伸悃愊，虽日夕接武，犹隔阔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觌之期，其邑邑可知。”也就是说，司马光与吕公著在过去7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进行过面对面的闭门深谈。当然，他们可能会通过中间人交换意见，比如吕公著的长子希哲，曾经被司马光召至府中问话：

　　元祐初，申公(吕公著)与司马温公同为左右相，温公久病不出，申公数于帘前荐吕大防、范纯仁可大用。已而以大防为尚书左丞，纯仁命未下也，温公一日召荥阳公(吕希哲)至府第，谓公曰：“范纯仁作执政固好，吕大防是韩缜宣抚判官，相公何故却荐作执政?”荥阳公即以意答公曰：“相公且看即今从官，谁是胜得吕大防者?”温公默然久之，曰：“是也，都不如吕大防。”

　　李焘因此感慨：“二公同时并相，其不相疑如此之深，其易晓如此之笃，前后任事所无也。”即便如此，这样重要的人事任命案，司马光与吕公著竟然事先毫不沟通，也是令人难以理解。又比如范祖禹，作为司马光的学生、吕公著的女婿，也极有可能奔走于两人之间传递信息。但是，两个高层政治人物之间如此缺乏交流，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更何况，他们又面临着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

　　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也显然缺乏沟通。二人私交更笃，书信往还密切。元丰八年三月至六月，范纯仁在陕西任邠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昨在洛中，及至京师，两于河中递次得(范纯仁)所赐书”。

　　出任门下侍郎之后，司马光连修两书与范纯仁，其一谈到范纯仁的调动，“曩承就移庆帅，既践世官，复修旧治，计尧夫(范纯仁字)必乐然就职，然士论所郁郁者犹多也”，有暗示援引范纯仁回京之意，而司马光也的确向太皇太后推荐了范纯仁;其二恳请范纯仁“望深赐教，督以所不及。闻其短拙，随时示谕，勿复形迹。此独敢望于尧夫，不敢望于它人者也”。然而，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的密切沟通，似乎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范纯仁就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就终结了。元祐元年四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至八月，司马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外争曰：‘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即使考虑到司马光病弱的身体状况，二人之间的隔膜也实在令人诧异。

　　虽然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司马光在宰相府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罢相出知陈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出知汝州之前，“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

　　枢密院的分立格局则使得司马光无法插手枢密院事务，只能以“咨目”的形式向章惇提建议，比如：“子厚常言军赏误，何时当与裁减改正?边人立小功宜勿赏，此宋璟所以安开元也。”“封事太约，一篇止有两幅，吏去其签，子厚欲有去取，既难得会议，彼亦有大利害，但请子厚欲去者去之，余令进入，贵早结绝。”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曾经这样描述司马光的处境：“然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所恃者惟圣明特达之知，而庙堂同列，略无诚心以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妒忌、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于己也。故每议一事，则须口舌纷纭而后能决;乃政令既下，则内外官吏犹怀疑畏，持其两端，未肯悉心奉行。”

　　这应该是写实。比如，司马光主张恢复差役法，蔡确主导下的朝廷也的确在元祐元年二月七日颁布敕书，宣布新制，但是，敕书在程序上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破绽，“敕内止坐司马光奏请、后画圣旨依奏，并无朝廷措置处分”。这样一道敕书，摆明了是要引发各地官员的“疑骇”，让他们明白“庙堂之上，议不合同，各有私贰，故卤莽行下。意欲引发异论之言，及要诸路申请纷纷，指以为动摇之事”。到四月间，韩缜罢右相之后，权力格局变得对司马光更有利，但问题是司马光不久就陷入了长期的病告。

苏轼与司马光在差役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第三，新提拔的台谏官员，与司马光之间也不尽同调。前引苏轼与司马光争役法不合，抗言“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的故事，出自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把这件事情看作苏轼与司马光交恶的起因，认为“君实始怒，有逐公意，会其病卒乃已”;且云：“时台谏官皆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以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照这个说法，司马光与台谏官的关系就是首脑与爪牙之间的关系。然而，苏辙作此说时，显然忘记了他本人就是当时“台谏官”之一员，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苏辙出任右司谏，“始供谏职”。若“台谏官皆君实私人”，不知子由当何以自处?

　　右司谏苏辙于元祐元年二月丙戌(二十七日)上言哲宗与太皇太后，云：“今二圣拱默，恭己无为，责成于执政大臣，大臣又皆偷合苟容，无足赖者。”其中明确包括司马光：“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苏辙对司马光的评价甚至不如他在同一奏札中给章惇的评价：“枢密使章惇，虽有应物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苏辙建议太皇太后，“早赐罢免(蔡)确、(韩)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

　　苏辙所属意的宰相人选，必“有过人之高才”，则断非“才不逮心”之吕公著、司马光，而是另有所指。苏辙出任谏官，得到了司马光的推荐，他却建议太皇太后另选高才以取代司马光，显非“君实之人”。因此，他的“台谏官皆君实之人”的说法，李焘以为“恐有私意，难尽信”，删而不取。台谏官在当时政治中的作用，请容下节论述，此处可以定论的是，台谏官与司马光不尽同调。

　　司马光处理与上述三方关系的方式，显然不符合后世对那个时代的解读。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倚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那么，应当怎样解释司马光的行为?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司马光主动的政治选择，而他的政治选择则反映了他的政治品格。司马光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而在政治风气上则是希望重返多元宽容。

　　在元丰五年的《遗表》当中，有司马光政改方案最简要的表达：“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这个政改方案包括政策调整与政风治理两方面的内容，而政风治理的重要性不下于政策调整。政治风气，即“风俗”。司马光对于风俗的认识，受到庞籍的影响，主要观点是风俗关系秩序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兴亡，风俗上行下效，靠在上之人的引导。

　　对于熙丰以来的“风俗”之弊，司马光痛心疾首，他说：“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因此，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的第一个政治建议就是开言路，藉以端正政治风气。司马光衡量判断人与事的标准是是非，而非新旧、彼我。所以，在人事上，他既不刻意排斥熙丰旧人，也不刻意拉拢元祐新晋。

　　而这种政治选择符合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他是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有意识地保持着个人的孤立。

　　与此相关联的，是司马光在推荐人才方面的动作迟缓和保守。同为新晋宰执，吕公著“见陛下有意更张，而缺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态度积极，动作迅速。而司马光则是在太皇太后降下御前札子催促之后，才提供了一个21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司马光声明：只有6人是“臣素所熟知”者;其余15人“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臣虽与往还不熟，不敢隐蔽”。对于“素所熟知”的6人，司马光各自给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语，而对于“往还不熟”者，则只列官衔姓名，不及其他。这个名单表明“司马光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标准加于他所看重的臣僚”，它符合司马光诚实不欺、相对保守的一贯作风。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其说极是。

1905年商务印书馆新编的语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收录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

　　上述种种，其实正暴露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致命弱点———他缺乏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把政治简单化和理想化了。苏辙对司马光有一个评价，正着说是“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反着说则是“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

　　这个批评相当中肯。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梦想靠着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关于最后岁月的司马光，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他个人的内心感受。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司马光义无反顾，他坚信“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也说过“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来宣示自己的信心，然而在内心深处却不无忧惧，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喻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在司马光的笔下出现了两次。

　　范纯仁与家乡子侄皆司马光亲近之人，信中所表达的“危坠”之感，应当是司马光在彼时最真实的感受。隐藏在“危坠”感背后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15年的疏离已经造成了司马光对开封政情、人事的高度隔膜。

　　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朝廷的各项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司马光对新法只有耳闻目睹的印象，没有深入其中的经历和了解，“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制度不熟，人亦陌生，“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举朝之人悉非旧识”，都是实话。对于大部分朝中士大夫的品性、作风，司马光知之甚少。换句话说，司马光所能依靠的人才是相当有限的，他没什么“自己人”。

山西运城夏县司马光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可以为生命最后时光的司马光画一幅简单的素描：体弱多病，内心充满忧惧，孤独地挺立在熙丰旧臣与元祐新晋之间，与双方都保持距离，一方面要推翻全部新法，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官僚集团的团结，目标明确，立场坚定，对于政治斗争复杂性既缺乏经验又不屑一顾。“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朝野上下无数人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熙丰失意人奉他为领袖，而这个领袖，却没有自己的队伍。一言以蔽之，司马光是孤独的领袖。这样一个孤独的领袖怎么可能有能力主导如此复杂的政局?

　　代结论：“先帝圣意”必然引发的混乱

　　司马光指出“天子之孝”不同于普通人的孝道，“天子之孝，在于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因此，对于先皇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不改哉!”《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违，意则在于承继其业，成父之美也”。司马光还对“先帝之志”与实施结果进行了切割：“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竟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到此为止，司马光完成了对“干父之蛊说”的构建，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区分了“天子之孝”与“庶民之孝”，“承父之业”与“承父之迹”，“先帝之志”与“先帝之治”，从而成功地证明“干父之蛊”、改革先帝弊政是一种孝道行为。

　　文章到此，实际上已经完成。临到结尾，司马光又说：“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这句画蛇添足的话，所表达的，是对太皇太后的鼓励;所流露的，是司马光对于神宗的不满情绪。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于经无据，妇人有三从之道，母亲何曾有改子之义?于理不合。“以母改子”，将路线调整视为太皇太后与神宗母子之间的事情，将置小皇帝哲宗于何地哉!以儒学修养论，“以母改子”断非司马光之本意。

　　然而即便是“干父之蛊说”，司马光要皇帝来承担责任，承认先帝所为“有蛊弊”的理论，也不能为哲宗和主流所接受。元祐元年七月，年幼的哲宗在延和殿接见夏国使臣，使臣“辄妄奏曰：‘神宗自知错。’上起立变色，怒”。神宗如无过，何必改焉?神宗与王安石一脉相承，是思想上的父子，不能清算神宗便不能清算王安石，所能做也只是捉替罪羊，打落水狗。

　　在生命的最后18个月，司马光被推上了领袖的高位，然而他既无人才队伍，也无经验、手腕、对策。他置身于复杂的政治格局，如黄叶在烈风中，忧其危坠而终于危坠。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却一件也没有完成。这才是司马光最后18个月真正的悲剧性。